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之间,《中国企业家》称不上是当时中国的一本主流性杂志。情况是从1996年开始转变的,刘东华在这一年出任杂志的社长兼主编,从此,《中国企业家》成为一本罕见的、有自己立场的杂志。如果放在中国商业史上考察,它可以被看成是第一本从阶层身份认同来审视企业家的当代杂志。
人从来是一种“社区动物”,身份的认同是社区生存的重要方式,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一书中就一言以蔽之曰:“身份认同感可以被视为一种资源――跟资本一样。”
然而,在中国,企业家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非常薄弱。自古以来,对经商者身份的鄙视不仅仅来自统治者及知识阶层,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对此颇为不齿。费正清就曾经说过,“中国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即便到了晚清,先进如张謇,也把自己的下海经商称之为“舍身喂虎”,自称“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总而言之,是为万不得已之举。上世纪二十年代期间,上海的出版事业空前繁荣,其杂志及图书印刷总量竟已超过美国,各种杂志百家齐放,可是却没有一本商业杂志――仅见的一本是张公权等人创刊的银行公会内刊,在社会上并没有公开的影响力。
我们可以认定,企业家阶层开始对自己具备了一定的身份认同意识,正是本次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国企业家》在这其中扮演了十分醒目的角色。
发表于1997年11月的一篇题为《保护自己就是保护事业》的“写在卷首”,是较早出现的与身份认同有关的文字,文内写道,“我们这个社会一些最优秀的人由于某种闪失而被无情地牺牲掉……本来,对于那些负重前行、为企业承担巨大风险、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我们的社会应予充分的理解、信任、爱惜和保护。既然今天对这些人的保护还不那么完备、不那么有效,我们就有理由、有必要大声疾呼,企业家要理直气壮地保护自己。”
1998年6月的“写在卷首”是《怎样看待“有产者”》,作者写道: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体的“有产者”客观上是为培养、造就更多的“有产者”创造条件、提供土壤的,即每出现一个民营企业,就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国家税收,一个大的“有产者”可能带出一批小的“有产者”。希望更多的人关注“有产者”,理解“有产者”,并最终通过勤奋劳动和艰苦创造也成为“有产者”。一大批健康的、合法的“有产者”的存在,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石。
同样是在1998年的12月,“写在卷首”题为《做顽强的骆驼》,它以企业家的身份自我勉励道: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如果说是理想主义者的话,那么,我们是立足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如果说是完美主义者的话,那么,我们是笑对遗憾的完美主义者。吃饭与发展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只能使我们变得更加理智、更加顽强、更加成熟。
到了2000年的年末,在一个世纪行将终结的时刻,杂志在第12期上刊出一篇《世纪末的留言板》,自谓“对企业家这个独特而重要的群体的认识上产生了点滴感悟,虽然其中有些话我们说过多遍,但在这人类历史两个千年的交汇点上,我们仍想重重地把某些话铭刻在这里,以在全社会赢得更多的共识”。这些共识包括:
―― 国力的较量在于企业;企业的较量在于企业家;企业家的较量在于胆识、见识、学识,悟性、韧性、理性。
―― 不善待企业家的民族就没有未来。
―― 只有造就强大的企业,才能造就强大的中国。
―― 真正的企业家都是自愿为社会驱使的驴子。
―― 百万富翁的财富属于自己,亿万富翁的财富属于社会。
―― 越是成功的企业家,越是难以真正享受自己创造的成功。
―― 没有成熟的企业家阶层,就没有成熟的市场经济。
―― 培养一个企业家如十年树木,毁掉一个企业家如巨斧砍树。
―― 世事无常,永远不要嘲笑失败的英雄。
―― 企业家最大的敌人是昨天的成功。
―― 没有哪个成功的企业家,心上不是结满了茧子。
―― 企业家值得而且应该成为全社会最受尊敬的人。
―― 《中国企业家》杂志提醒企业家:健康与事业同等重要。
这些灵光片羽般的宣告,尽管没有形成严密的体系,甚至有些仍然有待推敲和论证,可是其自信和视野的开阔还是让人十分心动。其中,“没有成熟的企业家阶层,就没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只有造就强大的企业,才能造就强大的中国”等论断,更是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在公共责任上的重大担当。当时,展开在企业家面前的未来似乎是蔚蓝色的海阔天空――世纪交替的伟大召唤、加入WTO的全球化前夜、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意外获益、开始于1998年的产权改革也正顺利展开,这四大“利好”同时降临,让企业家阶层表现出了空前的自信。
在十年之后的今天,重读上述的几条“写在卷首”,我们必须承认,它们都具有相当的超前性。
作为一本以企业家的代言者自许的商业杂志,《中国企业家》常常被拿来与美国的《财富》相比,它们都立志于记录各自的商业社会的所有表象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加以诠释。不过,前者显然比后者显得更加的心事重重,其东方式的责任感也更为浓烈。